我的父亲于平

作者 于淼

首先要说明的是，这篇文字里没有半句虚言，也没有任何编造的情节，所有内容都是事实的原貌，文中提到的人名也全是真实的。

说起来，我的父亲是一位老革命、老党员。他没读过书，一辈子清贫，也没享过什么特殊待遇，但作为中国人，他尽到了忠诚；作为父亲，他付出了全部心力！

我的老家在现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大泗镇，父亲1926年出生，取名于宗银（有时写为于中艮），在部队用名于平。他有一个姐姐、一个弟弟、一个妹妹，都没上过学。记忆里，祖父叫于金山，名字虽好听，却目不识丁，也无半分财产——他是佃农，租人田地耕种，闲时打短工过活。1942年前后的一天，祖父正在地里干活，遇上日本鬼子下乡扫荡，躲在沟里抬头张望时被一枪击中头部，当场牺牲。父亲年轻气盛，一心要报仇，便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，那年他才16岁，游击队长是沙克。

游击队没有固定驻地，有时集中有时分散。有一次他回家，正撞见几个日本鬼子坐在屋里，便故作镇静，说自己是过路的想讨点水喝，趁机跑掉了。后来可能有人告密，他被“和平军”（汪伪部队）抓了，关在大泗桥南的炮楼里好些天，任凭严刑拷打，始终不承认自己是游击队员。敌人没办法，就把他拉去充壮丁。叔叔见家里不能没有哥哥，主动替他去当兵，父亲这才回了家。叔叔后来参加了解放军，还去过抗美援朝，回国后部队驻宁夏银川，1968年转业回了老家。

1947年，父亲刚结婚不久，又被国民党抓了壮丁。1948年十月平津战役期间，他在康庄被俘，随即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41军123师369团9连，跟着部队一路打到广西，还入了党。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说过，当年追击白崇禧部队时，他们光脚蹚河，嘴里咬着衣服，枪举在头顶，赶到机场附近时，只能眼睁睁看着白崇禧的飞机起飞。这期间父亲多次负伤，1953年6月因伤势过重复员回农村老家务农，后来参加了初级社、高级社，还当过社长。

1956年左右，父亲因旧伤复发去泰州康复医院治疗，1957年因伤势太重无法治愈，只好回家等待……我那时才三岁多，却清晰记得：我站在床前的踏板上，看着父亲躺在床上，后背满是大大小小的窟窿，往外流脓。母亲一边掉眼泪，一边从棉花胎上撕棉花给父亲擦脓——既没消毒，也没上药。我帮不上忙，只能默默地流泪，呆呆地看着。整整一条棉花胎，就这么撕光了！三岁时的其他记忆都模糊了，唯独这个场景，像刻在心上一样，永远清晰！

那时大泗公社的社长李进，个子瘦小，民政科长陈友武，常来看父亲，边看边叹气。有时会带一只鸡来，说：“弄点好的给他补补吧！”

也许是添了营养，也许是父亲求生的念头强、意志韧，也许是上天垂怜——后来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，还慢慢恢复了！

1958年前后，国家户籍改革，父亲被办成了商品粮户口（吃国家粮）。母亲舍不得土地，仍保留农村户口，按当时政策户口随母，所以我们四兄妹都是农村户口。三年困难时期，家里日子过得极苦。我那时六岁，吃过小麦麸、大麦麸，结果便秘拉不出，每天在公共厕所边哭边喊，邻居都心疼我——最后只能请医生用肥皂水灌肠。我还吃过一次观音土，是从江边芦苇荡下挖的黑土，直接吞下去，不敢碰牙齿。

为了让孩子们能吃饱，父亲出去做小生意，卖烟叶、卖大米——这些当时都是不允许的，只能跟干部们捉迷藏，偷偷摸摸地做。赚点钱就买成大米、小麦带回来，然后又出门去。

1962年后，情况慢慢好转，粥能喝饱了。父亲因为是商品粮户口，被安排到大泗供销社的大泗饭店工作，每月挣24块钱。母亲在家开了个烧饼店，请师傅做烧饼卖；后来烧饼店关了，每逢集市，母亲就带着我们兄弟俩卖牛杂汤，二角钱一碗。家里生活明显改善，至少能吃上干饭了。

六十年代后期，父亲当年的游击队长沙克当了扬州地委书记，不少人劝他去找沙书记，解决工作和生活上的问题，他却坚决不肯，说：“很多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都牺牲了，我还活着，已经够好了。”那时候的人大多有这种淳朴的想法，也深深影响了我们子女。

父亲七十二岁时中风偏瘫，我们悉心照料。八十三岁那年，他从床上下来去上马桶，突然倒在地上，再也没醒来——走得没有任何痛苦，也算是种福报吧。

父亲没给我们留下什么财富，但他的为人处世，给了我们子女太多教益——让我踏踏实实做事，堂堂正正做人！值此新春佳节，写下这些文字，也算是对父亲的一点怀念。